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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志，是指記述地方情況的史志。有全國性的總志和地方性的州郡府縣志兩類。總志如《山海經》、《大清一統志》。以省為單位的方志稱“通志”，如《山西通志》，元以后的鄉鎮、寺觀、山川也多有志，如《南潯志》、《靈隱寺志》。方志分門別類，取材宏富，是研究歷史及歷史地理的重要資料。



1.亦作“ 方志 ”。記錄四方風俗、物產、輿地以及故事傳說等的簿冊。《周禮·地官·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 鄭玄 注：“說四方所識久遠之事以告王。”《后漢書·西域傳論》：“至於佛道神化，興自 身毒 ，而二 漢 方志莫有稱焉。”《文選·左思》：“方志所辨，中州所羨。” 張銑 注：“方志謂四方物土所記録者。”北魏 酈道元《水經注·汝水》：“余以 永平 中，蒙除 魯陽 太守，會上臺下列山川圖，以方志參差，遂令尋其源流。”2.詳細記載一地的地理、沿革、風俗、教育、物產、人物、名勝、古跡以及詩文、著作等的史志。方志分門別類，取材豐富，為研究歷史，特別是地方史的重要參考資料。《全國地方志聯合目錄》收錄我國歷代方志八千二百馀種，每種注明卷數、版本、纂修者及藏書單位，可參閱。



1.亦作“ 方志 ”。記錄四方風俗、物產、輿地以及故事傳說等的簿冊。《周禮·地官·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 鄭玄 注：“說四方所識久遠之事以告王。”《后漢書·西域傳論》：“至於佛道神化，興自 身毒 ，而二 漢 方志莫有稱焉。”《文選·左思》：“方志所辨，中州所羨。” 張銑 注：“方志謂四方物土所記録者。”北魏 酈道元《水經注·汝水》：“余以 永平 中，蒙除 魯陽 太守，會上臺下列山川圖，以方志參差，遂令尋其源流。”2.詳細記載一地的地理、沿革、風俗、教育、物產、人物、名勝、古跡以及詩文、著作等的史志。方志分門別類，取材豐富，為研究歷史，特別是地方史的重要參考資料。《全國地方志聯合目錄》收錄我國歷代方志八千二百馀種，每種注明卷數、版本、纂修者及藏書單位，可參閱。



地方志的性質決定了它具有地方性、廣泛性、資料性、時代性和連續性等特征：



尤論是省、市、縣綜合志，還是專業志，都有一定的明確的地域范圍。地方志記述一個地域范圍內的事物，地方性是其特征之一。所謂地方性有兩層含義：一是有特定的空間范圍，二是有鮮明的地方色彩。方志既是地方性的文獻，故無論記人、記事、記物都不能脫離本鄉本土，事事緊扣地方，“審名以紀地”，“據地以書人”，反映“一方之情”。方志之所以必要，是因為“風俗以南北而異”，各地情況互不相同，不能沒有記載各地情況的書、方志的能事就在于反映地方特色。《遵義府志》則記載了山東柞蠶傳人后遵義府綢發展的盛況這些方志都注目于當地有標志性的事物，寫出了與眾不同的地方。



地方志記載的范圍雖限于一個區域單位，即所謂一邑之小，但其內容卻極為廣泛。從縱的角度看，既記古又記今，從橫的角度看溉記自然、地理，又述、經濟、軍事、文化，還記社會風土人情、人物，不僅是有關自然科學的“博物之書”，專業地方志印制，而且是一地社會科學的“一方之全書”。在現代，地方志被譽為“地方百科全書”。誠如學者顧頡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錄》一書的序言中所說：紀地理則有沿革、疆域、面積、分野，則有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紀經濟則有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紀社會則有風俗、方言、寺觀、祥異，紀文獻則項有人物、藝文、金石、古跡。



方志的連續性主要表現于兩方面：一方面是指志書部部相承不斷修，一部方志在編成刊印后，間隔一段時間，一般就要進行續修，編纂的方志，往往追根溯源，以該書當地新近發生的情況，補志書之未及；第二方面是指志書記述事物的連續性，志書在記述事物時，要按時間順序記清其起源、發展變化，特別注意轉折性的變化和現狀，做到記述不斷線。








地方志是記錄一個地方歷史文化，專業地方志印制，地理風貌，自然經濟，人文景觀的一種資料性典籍，目前也是**保護價值。由清硯譜社策劃編輯，以宣紙為載體，采用先進的CTP制版印刷，純手工綾面包角線裝，清硯出品的宣紙線裝地方志古樸高雅，在記錄歷史傳統文化的同時，**收藏價值，也為地方志的保護和再版提供了一個優良的制作平臺，熱忱歡迎各位的咨詢和訂制。



地方志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一部資料書、工具書，沒有大量的資料是寫不成的。重視資料了作是歷代修志的傳統，志書是以歷史的客觀實際來反映其興衰起伏的因果關系，所以資料性是志書的基本特征。方志不直接探索自然和歷史的發展規律，只提供資料，為科研或需要者使用。因此，在編纂形式上，采用記敘文體，述而不論，江蘇省常州市清硯廣告有限公司,專業地方志印制,清硯廣告,把是非褒貶寓于記述之中；而且對采集的資料，注意科學排比，如實記述；反對宣傳色彩，反對空話套話和文藝色彩。舊時許多志書的“凡例”，差不多都有要求紀實的條文，例如嘉靖《永豐縣志》就有“三不書”的規定：凡無考者不書，物無用之泛者不書，仙釋無稽不書，所以，方志有著十分強烈的資料性特征。也正因為這樣，方志成為史家的取材，并成為給地方官提供資政輔治的參考材料，使各朝代各種人都樂于接受。相反，如果志書的資料不足，且直接褒貶，宣傳色彩濃厚，其價值就會大打折扣。歷史上當權者焚書不少，但對方志卻不愿意燒或不敢燒，其原因就在于此。



方志以記當代為主，故有“隔代修史，當代修志”之說。方志既然著眼于當代，那么，時代變了，方志的內容、形式、風格也要隨之改變，所以，每部方志都不可避免地要打上時代的烙印，標明其時代特征。以貴州的幾部志書為例，道光《貴陽府志》反映的是清代貴陽城的情景，民國《續安順府志》反映的是新舊時代更迭時期安順的情景，而《遵義新志》則反映了抗日時期遵義的景觀。可見，志書產生的時代不同，它的時代特征也不一樣。借助方志的時代性，可連續考察一個地區的歷史和現狀，總結經驗，以利于各方面事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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